邵洵美拜托贾植芳代为申明的第二件事是：他的文章实实在在是自己写的，但鲁迅听信流言，说他是“捐班”，是花钱雇人代写的。但经笔者查核，这也是子虚乌有的事，鲁迅从来没有说过邵的文章“是花钱雇人代写的”。
鲁迅和邵是有纠葛的。一般人乃至有些研究者以为，因为邵是富豪孙婿，有钱，所以鲁迅的匕首和投枪就对准了他。其实不是这样。要说纠葛，倒是邵洵美先惹人家的。1933年8月，在他的第一出版社出版的《十日谈》第二期，他写了篇大文，批评起“文人无行”来了。他所批评的“无行”的“文人”是什么人呢？这只要读几句他所写的文字便明白了：“……其所以为文人之故，总是因为没有饭吃，或是有了饭吃不饱。因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，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钱。一枝笔，一些墨，几张稿纸，便是你所要预备的一切。呒本生意，人人想做，所以便多了。此乃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的事实。”“我们的文坛便是由这种文人组织成的。”“谁知既为文人矣。便将被目为文人；既被目为文人矣，便再没有职业可得，这般东西便永远在文坛里胡闹。”邵洵美的说法与梁实秋的观点如出一辙。梁实秋信奉“资产是文明的基础”的主张，认为文学是属于“有产的少数人”的：“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，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。”穷小子而要登上文坛，就必然“在文坛里胡闹”了。
对于邵洵美的说法首先写文章批评的，是杭州邮局小职员卜成中，笔名孙用。他既非左联成员，更无党派所属。不过文章发表出来，仍是鲁迅在他前面一天。卜在申报《自由谈》上发表的《“满意”和“写不出”》中认为：“对于一切都满意的人，写不出文章来，是当然的。所以，创作是苦闷的象征。”他和邵洵美的见解是一百八十度相反，他认为只有对现实不满的人，才写得出文章。所以他又写道：“仰仗祖宗的遗产和老婆的妆奁而享福着的公子哥儿还有什么不满呢？”因而他们必然“写不出”。“写不出，那就不必来献丑罢，还是去干那老行当，去调脂弄粉，做些似通非通，吟风弄月的歪诗，窃取‘诗人’的名号自娱吧！”这位自学成才的邮局小职员写得直白了些。
对于邵洵美的高论鲁迅写了两篇文章。在此之前，鲁迅只在《看萧和“看萧的人们”记》中提到过邵洵美，称之为“有美男子之誉的邵洵美”，可说是中性的用语，这说明鲁迅本来是不会无缘无故地去惹邵洵美的。这次鲁迅的第一篇文章是《各种捐班》。文章开头就说：“清朝的中叶，要做官可以捐，叫做‘捐班’。”现在则连做“文人学士”和“文学家”也可以“捐班”。“开宗明义第一章，自然是要有钱。”怎样才能捐做“文学家”呢？“只要开一只书店，拉几个作家，雇一些帮闲，出一种小报，‘今天天气好’是也须会说的，就写了出来，印了上去，交给报贩，不消一年半载，包管成功。”你说做文人是“呒本钱生意”，其实也得“投资”呢！文中的“雇一些帮闲”是指书店、小报的编辑之类。鲁迅的整篇文章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明说或暗示邵洵美的文章“是雇人代写的”。
鲁迅的第二篇文章是《登龙术拾遗》。正好在邵洵美办的书店当编辑的章克标先生写了一部《文坛登龙术》，其中说什么“登龙是可以当作乘龙解的”，“平常乘龙就是女婿的意思”等等，合该给鲁迅做文章。鲁迅说做女婿而登文坛的要术是：“要登文坛，须阔太太，遗产必需，官司莫怕。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，有时虽然会侥幸，终究是很费力气的；做些随笔或茶话之类，或者也能够捞几文钱，但究竟随人俯仰。最好是有富岳家，有阔太太，用陪嫁钱，作文学资本，笑骂随他笑骂，恶作我自印之。”鲁迅的这些话，当然是针对“饭吃不饱”的“这般东西”却“在文坛里胡闹”的说法而来的。但鲁迅在这里只说“恶作我自印之”，一字也没有说到“雇人代写”的话。
就在写《登龙术拾遗》的同一天，鲁迅又写《帮闲法发隐》一文。有人以为这帮闲是指章克标，其实不是的，仍是指邵洵美。你很不赞成“饭吃不饱”的人“在文坛里胡闹”，那么很富有的你又在文坛里干了些什么呢？充共量不过是“戏场里失了火”却还“在台前说笑、打浑的丑角”。所以鲁迅说“七日一报，十日一谈，收罗废料，装进读者的脑子里去，看过一年半载，就满脑都是某阔人如何摸牌，某明星如何打嚏的典故。开心是自然也开心的。但是，人世却也要完结在这些欢迎开心的开心的人们之中的罢。”鲁迅在这里只是说《十日谈》“搜罗废料”，却并不说“雇人代写”。
因为《中央日报》接连发表文章很为“女婿”打抱不平，鲁迅在《新秋杂识（三）、《文床秋梦》、《“滑稽”例解》等文中指名或不指名的带及邵洵美，但内容都不出“文人无行”议论的范围。
在邵洵美、章克标编的《人言》周刊上，刊载了鲁迅在日本《改造》月刊上发表的三篇杂文之一的《谈监狱》的中译文，并加上了编者案语，鲁迅与邵洵美的纠葛可说是上了一个新台阶。那编者案语说：“鲁迅先生的文章，最近是在查禁之例。此文译自日文，当可逃避军事裁判。”又说：“鲁迅先生本来文章极好，强辞夺理亦能说得头头是道，但统观此文，则意气多于言论，捏造多于实证，若非译笔错误，则此种态度实为我所不取也。”鲁迅在《＜准风月谈＞后记》中，将《论监狱》的中译文、译者给编者的信并附白、编者案语，全文录下，并指出：译者“姓虽然冒充了日本人，译文却实在不高明，学力不过如邵府帮闲专家章克标先生的程度”。鲁迅1934年6月2日致郑振铎信中说：“章颇恶劣，因我在国外发表文章，而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者，亦此人也。”这样说来，《论监狱》译者、译者给编者信并附白、编者案语的作者，都是章克标，一身而三任也。文章是章克标译的，署的是化名；章克标是《人言》编者之一，写编者案语是他的权利和义务。所有这一切都说不上邵洵美“雇人代写”，鲁迅也没有这样去说。
这以后，鲁迅在《中秋二愿》、《＜且介亭杂文＞序言》、《＜且介亭杂文二集＞序言》、《六论文人相轻———二卖》、《＜引玉集＞后记》等文中指名或不指名的涉及邵洵美，这是因为《十日谈》、《人言》中也常有一些攻击性的文字，但与“雇人代写”无涉。
或许在鲁迅的头脑里根本没有“邵洵美的文章是雇人代写的”想法。在他看来是些“今天天气好”的文字或直接称之为“恶作”的东西，怎么会要“雇人代笔”呢？那么邵洵美怎么会耿耿于怀地认为鲁迅听信流言说他“雇人代写”呢？很可能他只记着“捐班”二字，而又把“捐班”的含义理解错了。“捐班”是指出钱买官的那些人，引申为花钱当“文人学士”，出钱当“文学家”，但怎么也引申不到“雇人代写”呀！
张芙鸣在读了邵洵美狱中那段谈话后说：“鲁迅先生实在是冤枉了邵洵美。”他还举出邵洵美在《诗二十五首》序言中的话，进一步认为邵洵美“绝非一般‘捐客’所能企及”。似乎鲁迅不但说邵洵美的“文章”是雇人代写，而且连“诗作”好像也是请人“捉刀代笔”的了。这使鲁迅“听信流言”的罪孽的范围又大了一圈。但如果我们知道鲁迅根本没有说过“雇人代写”的话，那么又是谁“实在是冤枉”了谁呢？
邵洵美在五十年代的牢里回忆三十年代的事，中间隔了二十多年；贾植芳在八十年代凭回忆写了邵洵美的谈话，中间又隔了三十多年。像三脚跳似地跳过半个多世纪的回忆之回忆，出点差错，应该是意料中的事。张芙鸣的吃亏之处在于没有对回忆文进行核实，他至少应该翻一翻《各种捐班》，或许就会产生疑问，但他没有去翻，以致他的一些很有道理的见解建立在子虚乌有的基础上了。
我有一个奢望：对与鲁迅有过纠葛的人，能有较深的了解。邵洵美是我希望了解的一位。我读了他的著译，写了不值得称道的《邵洵美的诗论》、《诗歌形式美的探求者：邵洵美》等文，发表后已编入我的不必多提的小书中。他在二十年代后期办的金屋书店，他经营新月书店期间，他在三十年代办的上海时代图书公司，都出版过一些好书。1928年夏衍在上海生活困难，托人将译稿介绍邵洵美，邵爽地接受了，并立即预付稿酬，解夏衍经济上的燃眉之急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邵洵美生活有了困难，夏衍不忘旧义，将他介绍给人民文学出版社，并预付他译稿的稿酬。但到1957年他译的雪莱的诗剧《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》出版后不久，他被捕了。他与夏衍相隔三十年间的相互帮助，贾先生的回忆文、夏衍的《懒寻旧梦录》、金屋书店出版史料、人民文学出版社史料，可以互相印证。解放战争期间，毛泽东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的英译本在上海印行，邵洵美冒着风险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我们应该还邵洵美的历史面貌，当然这必须建立在确凿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。
对于鲁迅和其他任何历史人物，我们也都应实事求是地还他的历史面貌。邵洵美拜托贾植芳代为申明的第二件事是：他的文章实实在在是自己写的，但鲁迅听信流言，说他是“捐班”，是花钱雇人代写的。但经笔者查核，这也是子虚乌有的事，鲁迅从来没有说过邵的文章“是花钱雇人代写的”。
鲁迅和邵是有纠葛的。一般人乃至有些研究者以为，因为邵是富豪孙婿，有钱，所以鲁迅的匕首和投枪就对准了他。其实不是这样。要说纠葛，倒是邵洵美先惹人家的。1933年8月，在他的第一出版社出版的《十日谈》第二期，他写了篇大文，批评起“文人无行”来了。他所批评的“无行”的“文人”是什么人呢？这只要读几句他所写的文字便明白了：“……其所以为文人之故，总是因为没有饭吃，或是有了饭吃不饱。因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，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钱。一枝笔，一些墨，几张稿纸，便是你所要预备的一切。呒本生意，人人想做，所以便多了。此乃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的事实。”“我们的文坛便是由这种文人组织成的。”“谁知既为文人矣。便将被目为文人；既被目为文人矣，便再没有职业可得，这般东西便永远在文坛里胡闹。”邵洵美的说法与梁实秋的观点如出一辙。梁实秋信奉“资产是文明的基础”的主张，认为文学是属于“有产的少数人”的：“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，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。”穷小子而要登上文坛，就必然“在文坛里胡闹”了。
对于邵洵美的说法首先写文章批评的，是杭州邮局小职员卜成中，笔名孙用。他既非左联成员，更无党派所属。不过文章发表出来，仍是鲁迅在他前面一天。卜在申报《自由谈》上发表的《“满意”和“写不出”》中认为：“对于一切都满意的人，写不出文章来，是当然的。所以，创作是苦闷的象征。”他和邵洵美的见解是一百八十度相反，他认为只有对现实不满的人，才写得出文章。所以他又写道：“仰仗祖宗的遗产和老婆的妆奁而享福着的公子哥儿还有什么不满呢？”因而他们必然“写不出”。“写不出，那就不必来献丑罢，还是去干那老行当，去调脂弄粉，做些似通非通，吟风弄月的歪诗，窃取‘诗人’的名号自娱吧！”这位自学成才的邮局小职员写得直白了些。
对于邵洵美的高论鲁迅写了两篇文章。在此之前，鲁迅只在《看萧和“看萧的人们”记》中提到过邵洵美，称之为“有美男子之誉的邵洵美”，可说是中性的用语，这说明鲁迅本来是不会无缘无故地去惹邵洵美的。这次鲁迅的第一篇文章是《各种捐班》。文章开头就说：“清朝的中叶，要做官可以捐，叫做‘捐班’。”现在则连做“文人学士”和“文学家”也可以“捐班”。“开宗明义第一章，自然是要有钱。”怎样才能捐做“文学家”呢？“只要开一只书店，拉几个作家，雇一些帮闲，出一种小报，‘今天天气好’是也须会说的，就写了出来，印了上去，交给报贩，不消一年半载，包管成功。”你说做文人是“呒本钱生意”，其实也得“投资”呢！文中的“雇一些帮闲”是指书店、小报的编辑之类。鲁迅的整篇文章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明说或暗示邵洵美的文章“是雇人代写的”。
鲁迅的第二篇文章是《登龙术拾遗》。正好在邵洵美办的书店当编辑的章克标先生写了一部《文坛登龙术》，其中说什么“登龙是可以当作乘龙解的”，“平常乘龙就是女婿的意思”等等，合该给鲁迅做文章。鲁迅说做女婿而登文坛的要术是：“要登文坛，须阔太太，遗产必需，官司莫怕。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，有时虽然会侥幸，终究是很费力气的；做些随笔或茶话之类，或者也能够捞几文钱，但究竟随人俯仰。最好是有富岳家，有阔太太，用陪嫁钱，作文学资本，笑骂随他笑骂，恶作我自印之。”鲁迅的这些话，当然是针对“饭吃不饱”的“这般东西”却“在文坛里胡闹”的说法而来的。但鲁迅在这里只说“恶作我自印之”，一字也没有说到“雇人代写”的话。
就在写《登龙术拾遗》的同一天，鲁迅又写《帮闲法发隐》一文。有人以为这帮闲是指章克标，其实不是的，仍是指邵洵美。你很不赞成“饭吃不饱”的人“在文坛里胡闹”，那么很富有的你又在文坛里干了些什么呢？充共量不过是“戏场里失了火”却还“在台前说笑、打浑的丑角”。所以鲁迅说“七日一报，十日一谈，收罗废料，装进读者的脑子里去，看过一年半载，就满脑都是某阔人如何摸牌，某明星如何打嚏的典故。开心是自然也开心的。但是，人世却也要完结在这些欢迎开心的开心的人们之中的罢。”鲁迅在这里只是说《十日谈》“搜罗废料”，却并不说“雇人代写”。
因为《中央日报》接连发表文章很为“女婿”打抱不平，鲁迅在《新秋杂识（三）、《文床秋梦》、《“滑稽”例解》等文中指名或不指名的带及邵洵美，但内容都不出“文人无行”议论的范围。
在邵洵美、章克标编的《人言》周刊上，刊载了鲁迅在日本《改造》月刊上发表的三篇杂文之一的《谈监狱》的中译文，并加上了编者案语，鲁迅与邵洵美的纠葛可说是上了一个新台阶。那编者案语说：“鲁迅先生的文章，最近是在查禁之例。此文译自日文，当可逃避军事裁判。”又说：“鲁迅先生本来文章极好，强辞夺理亦能说得头头是道，但统观此文，则意气多于言论，捏造多于实证，若非译笔错误，则此种态度实为我所不取也。”鲁迅在《＜准风月谈＞后记》中，将《论监狱》的中译文、译者给编者的信并附白、编者案语，全文录下，并指出：译者“姓虽然冒充了日本人，译文却实在不高明，学力不过如邵府帮闲专家章克标先生的程度”。鲁迅1934年6月2日致郑振铎信中说：“章颇恶劣，因我在国外发表文章，而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者，亦此人也。”这样说来，《论监狱》译者、译者给编者信并附白、编者案语的作者，都是章克标，一身而三任也。文章是章克标译的，署的是化名；章克标是《人言》编者之一，写编者案语是他的权利和义务。所有这一切都说不上邵洵美“雇人代写”，鲁迅也没有这样去说。
这以后，鲁迅在《中秋二愿》、《＜且介亭杂文＞序言》、《＜且介亭杂文二集＞序言》、《六论文人相轻———二卖》、《＜引玉集＞后记》等文中指名或不指名的涉及邵洵美，这是因为《十日谈》、《人言》中也常有一些攻击性的文字，但与“雇人代写”无涉。
或许在鲁迅的头脑里根本没有“邵洵美的文章是雇人代写的”想法。在他看来是些“今天天气好”的文字或直接称之为“恶作”的东西，怎么会要“雇人代笔”呢？那么邵洵美怎么会耿耿于怀地认为鲁迅听信流言说他“雇人代写”呢？很可能他只记着“捐班”二字，而又把“捐班”的含义理解错了。“捐班”是指出钱买官的那些人，引申为花钱当“文人学士”，出钱当“文学家”，但怎么也引申不到“雇人代写”呀！
张芙鸣在读了邵洵美狱中那段谈话后说：“鲁迅先生实在是冤枉了邵洵美。”他还举出邵洵美在《诗二十五首》序言中的话，进一步认为邵洵美“绝非一般‘捐客’所能企及”。似乎鲁迅不但说邵洵美的“文章”是雇人代写，而且连“诗作”好像也是请人“捉刀代笔”的了。这使鲁迅“听信流言”的罪孽的范围又大了一圈。但如果我们知道鲁迅根本没有说过“雇人代写”的话，那么又是谁“实在是冤枉”了谁呢？
邵洵美在五十年代的牢里回忆三十年代的事，中间隔了二十多年；贾植芳在八十年代凭回忆写了邵洵美的谈话，中间又隔了三十多年。像三脚跳似地跳过半个多世纪的回忆之回忆，出点差错，应该是意料中的事。张芙鸣的吃亏之处在于没有对回忆文进行核实，他至少应该翻一翻《各种捐班》，或许就会产生疑问，但他没有去翻，以致他的一些很有道理的见解建立在子虚乌有的基础上了。
我有一个奢望：对与鲁迅有过纠葛的人，能有较深的了解。邵洵美是我希望了解的一位。我读了他的著译，写了不值得称道的《邵洵美的诗论》、《诗歌形式美的探求者：邵洵美》等文，发表后已编入我的不必多提的小书中。他在二十年代后期办的金屋书店，他经营新月书店期间，他在三十年代办的上海时代图书公司，都出版过一些好书。1928年夏衍在上海生活困难，托人将译稿介绍邵洵美，邵爽地接受了，并立即预付稿酬，解夏衍经济上的燃眉之急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邵洵美生活有了困难，夏衍不忘旧义，将他介绍给人民文学出版社，并预付他译稿的稿酬。但到1957年他译的雪莱的诗剧《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》出版后不久，他被捕了。他与夏衍相隔三十年间的相互帮助，贾先生的回忆文、夏衍的《懒寻旧梦录》、金屋书店出版史料、人民文学出版社史料，可以互相印证。解放战争期间，毛泽东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的英译本在上海印行，邵洵美冒着风险立下了汗马功劳。我们应该还邵洵美的历史面貌，当然这必须建立在确凿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。
对于鲁迅和其他任何历史人物，我们也都应实事求是地还他的历史面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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